红军长征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倒台（石磊）
王家烈，这位受蒋介石提拔而执掌贵州的军阀，却在红军长征途中，被蒋介石借机剥夺了权力。1935年，红军凭借智慧攻克娄山关，两次占领遵义，通过诱敌深入和雨夜突袭，演绎出了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。蒋介石趁机派遣薛岳，将黔军并入旗下，最终迫使这位“贵州末代王”失去了兵权和地盘。
有用
民国年间，自军阀刘显世在贵州独揽大权，贵州便陷入了军阀分治的乱局。王家烈虽非实力雄厚的佼佼者，却因机缘巧合，得以成为贵州省的主席。王家烈之所以能占据“贵州王”的宝座，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蒋介石的扶持。因此，他上台后，实施了亲蒋的政策。然而，1935年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，蒋介石为谋求私利，以“剿共”为名，收回了贵州的统治权，王家烈也因此成为了最后一位“贵州王”。红军在娄山关的胜利，更是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。
1934年12月中旬，在经历了与国民党军的殊死搏斗后，中央红军成功突破湘江防线，抵达湘黔边境。然而，队伍损失惨重，人数从长征初期的八万余锐减至三万余人。在此严峻形势下，毛泽东提出建议，放弃原计划与红二、红六军会师湘西，转而进军敌人统治力相对薄弱的黔北遵义地区，以规避中央红军覆灭的风险。18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紧急会议，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，决定调整行军路线，向以遵义为枢纽的川黔边地区挺进，旨在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遵义，作为黔北地区的首府，亦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，这里经济文化繁荣，气候宜人，湿润温暖，物产丰饶，被誉为“黔北粮仓”。同时，这里也是历史上贵州军阀土家烈的势力范围，驻有大量重兵。1935年1月7日，在长征途中的红军占领了遵义，为稳固中共中央在黔北遵义的新战略据点，确保主力部队在遵义得到充分的休整，并保证遵义会议的安全进行，中央军委下达命令，指派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全力追击向北逃窜的敌军，并成功夺取了娄山关。
娄山关高耸于大娄山脉的主峰之巅，海拔达到1400米，自古以来便是黔北的咽喉要地，拥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的雄壮气势，历来为军事要塞，兵家必争。关城两侧，分别是险峻的点金山与大小尖山。黔军在关内部署了一个团的兵力，意图借助天险来抵御红军的进攻。
1935年1月9日，红军以雷霆万钧之势，自关南发起了全面总攻。至2月25日，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一声令下，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、政治委员李干辉率部当先，红十二团团长谢嵩、政治委员钟赤兵部则负责策应。彭雪枫团长与李干辉政委仔细观察地形，商讨用兵之策，最终决定组建尖兵队，先行攻占娄山关两侧的战略制高点，随后俯瞰关内，对黔军发起攻势。于是，红十三团二营正面佯攻，一营三连勇夺大小尖山，三营在彭雪枫团长的指挥下，直取金山之巅。兵贵神速，黔军尚未回过神来，红军已攀上山顶，与驻守点金山的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。黔军因娄山关地形险要，仅在山顶部署了一个机枪连，以及少量守军，而主力则驻扎于关内。红十三团三营分兵三路：七连正面强攻，八连负责阻击敌援，九连则从侧翼发起进攻。黔军驻守点金山的部队猛烈射击，给红三营正面进攻部队造成了重大伤亡，营长陈新民重伤，政治教导员英勇牺牲。随后，九连在团特派员欧致富的指挥下，侧翼进攻取得突破，最终将山顶的黔军击溃。占领制高点后，红军居高临下，向娄山关内投掷手榴弹，爆炸声震天，关内敌军哀嚎声不绝于耳。在数挺机枪的火力支援下，红军数百勇士跃下山关，勇猛冲杀，一番激战，敌军溃不成军。此时，二营也从左侧策应，沿公路勇猛进攻，并组织神枪手狙杀敌前线指挥官，敌军残部迅速四散逃窜。娄山关战斗的胜利，为遵义战役拉开了序幕。毛主席特为此赋词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，热情赞颂了红军指战员不畏生死、英勇奋战的英雄气概，而黔军将领王家烈也领略了红军的强大实力。
黔军二失遵义
攻克娄山关后，王家烈的残部向遵义逃窜，红军二师耿飚率领的红六团接过了夺取遵义的战旗。正值大雨滂沱之际，红六团在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的指挥下，迎着倾盆大雨，急速行军。部队抵达距遵义大约十五公里的地方时，与负责警戒的黔军一营守军不期而遇。他们出其不意，迅速击毙哨兵，紧接着将正在梦乡中的敌军全部缴械。
朱水秋智计过人，一见黔军俘虏身上的军装，眉头微蹙，瞬间灵光一闪，心生一计。他首先派遣人员对俘虏展开说服工作，向他们阐明红军的性质——一支代表着穷苦大众利益的队伍，旨在通过革命推翻地主豪强，实现土地的公平分配。这些俘虏原本也是出身贫寒，早已对红军的仁义之举有所耳闻。见到红军军纪严明，对待俘虏和蔼可亲，与黔军那些剥削士兵、克扣军饷的恶行形成鲜明对比，他们纷纷表示愿意投身红军的行列。
朱水秋派遣了一支红军部队，换上俘虏的军装，假扮成黔军，趁着夜幕的掩护，悄无声息地抵达遵义城下。主力部队紧随其后，保持一段距离。伪装后的红军战士和部分俘虏在城下高呼开门，声称是外围警戒部队，在红军的攻击下逃回，红军正在紧追不舍，请求城上守军速开城门。守城部队在黑暗中难以辨明真伪，决定等到天亮再行处理。城下的士兵们吹响军号，故意制造喧哗。城上守军担心事态升级难以控制，加之确实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，确信无误，遂打开城门。混在俘虏中的红六团战士趁机涌入，迅速占领了城楼，城内随即枪声大作。随后，红军主力迅速进入遵义城。先前释放的俘虏充当向导，引导红军避开黔军的关键防御阵地，直击其要害与指挥中枢，黔军措手不及，溃不成军。遵义守军虽然拥有三个团，但分散驻守，加之夜色昏暗，敌我不明，未能发挥人数优势。黔军师长柏辉章胆小怕事，听闻城内枪炮声不断，四处传言红军已入城，担心被俘，便带着亲兵营和家眷，收拾细软，狼狈逃出城外，向贵阳败退。2月28日拂晓，红军再次攻占遵义。此役，红军以少胜多，歼敌300余人，击溃黔军三个团，朱水秋团长也因此受到红军首长的嘉奖。蒋介石暗中策划的阴谋，至此亦告破灭。
蒋介石利用“围剿”红军之机，迫使地方军阀调兵遣粮，与之展开激烈战斗。他的中央军嫡系将领则率领精锐部队在外围进行督战，趁机捞取利益，不少地方小军阀在这场战略中销声匿迹。此次，蒋介石不仅亲自飞往贵阳多次督战，其麾下爱将薛岳亦率兵十万，长驱直入贵阳，表面上是“围剿”红军，实则意图进入贵州，并吞并王家烈势力。
蒋介石曾对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言道：“王家烈虽然对中央忠诚，却是个粗犷之人，不谙政治之道，以致贵州局势混乱不堪。此次共军入黔，正是我们趁机而入的良机，远胜于我们专为图谋贵州而发起的用兵。”蒋介石将追击红军视为踏入地方实力派势力范围的敲门之砖，其爱将薛岳亦深谙此意。当时，薛岳的前锋部队已抵达湘西的洪江，随即电邀贵州省主席王家烈于平越县马场坪会面，共商追剿事宜。
1935年伊始，王家烈莅临马场坪与薛岳会面，共商对策以应对红军。身为割据贵州的军阀，王家烈的政见虽略显短视，然而在领兵作战方面，他却颇有独到之处。湘江之战落幕于1934年岁末，即便红军在湘江遭受重创，其战斗力依旧不容小觑，急切间难以将其彻底消灭。同时，王家烈洞察红军的战略意图，即北渡乌江，踏入四川，与张国焘、陈昌浩所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，以川陕根据地为基础，谋求壮大。因此，他心中暗自决定，以自保为主，避免与红军进行消耗战，准许其顺利过境。
未曾想，与薛岳相见后，薛岳并未催促他即刻出兵“剿共”，反而向他传授政治之道：“绍武（王家烈的字），你政治上的对手是何敬之（何应钦的字），今后应敬而远之，宜走陈辞修（陈诚的字）的道路。”尽管何应钦与陈诚均属蒋介石的亲信，但二人之间矛盾深重，犹如水火不容，不仅在中央展开派系争斗，更将纷争蔓延至地方。王家烈听闻薛岳这番教诲，不禁瞠目结舌。不久后，南京方面派遣至贵州担任省民政厅长的人选，竟然是何应钦的胞弟何辑五。至此，王家烈方才领悟薛岳的用意：省民政厅长掌管民政与财政，一旦省主席职位空缺，便有机会代理此职。王家烈暗自思忖，何应钦恐怕是觊觎贵州省主席之位，于是决定遵从薛岳的建议行事，暗中与何辑五对抗，同时放松了对薛岳的警惕。不料，此举却为自己日后的倒台埋下了隐患。王家烈陷入了何应钦的圈套。
蒋介石对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评价颇具见地，他指出此人善于领兵作战，却欠缺政治智慧与战略远见。红军的行动并非如王家烈所预料的北渡乌江，前往四川与红四方面军汇合，而是直接意图夺取黔北，构筑川黔边界的革命根据地。1935年1月7日拂晓，当柏辉章的电话传来遵义被红军攻占的消息时，王家烈几乎愤怒至极。他难以置信，仅凭柏辉章所率领的一个师兵力驻守的遵义，竟被红军轻易攻陷，而他精心培育的黔军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。
红军攻克遵义城后，蒋介石在西南地区召开的“剿共”作战会议上，对王家烈痛加指责，斥其无力捍卫遵义，竟导致一个师的兵力未能坚守城池，令王家烈无法辩解。蒋介石随即下达严令，要求王光烈不惜一切代价夺回遵义，并驱逐红军出城。
王家烈，黔北桐梓人士，遵义不仅是他的故乡，更是他事业发祥之地。该地区资源丰富，若红军长期占据，他恐将失去根基，未来在贵州的立足也将愈发艰难。因此，原本寻求避战自保的王家烈，曾多次拜访薛岳，恳请中央军协助其收复遵义。他甚至愿意充当先锋：“我愿亲自率领部队渡江作战，成败与否，均在所不惜。”然而，
深谋远虑的薛岳却对王家烈说：“目前部队人数不足，不宜立即用兵。待四川方面的中央军郝梦龄、上官云相等部一同行动，南北夹击，方有可能成功。”直至此时，王家烈才隐约察觉到，他原本视为盟友的薛岳，不仅不会施以援手，反而可能袖手旁观，坐视红军逐渐将其消磨。
面对中央军借力收复遵义之策的不可行，王家烈果断召集其心腹爱将何知重与柏辉章两位师长共商大计，决心倚重黔军二十师的孤军之力，重夺遵义。他对二位师长表示：“薛岳的中央军按兵不动，遵义之收复唯有靠我等自行筹谋。红军虽声势浩大，实则擅长疑兵之计，其实力未必如我们所虑那般强大。若你们意欲挥师进攻遵义，粮饷筹集之重任，便交由我来担承。”何、柏二人纷纷表示赞同。三人随即在军事上作出周密安排，何知重、柏辉章率领部队经修文，渡过巾黄沙河，先攻克刀疤水，继而直指遵义城。
朱德、毛泽东率部回师南下，红军一部已出现在贵阳周边，城内守军仅有两营，责令你部火速回师，确保贵阳安全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还指令滇军孙渡部和中央军薛岳部迅速集结于贵阳周边。红军则派出小股部队在贵阳周边虚张声势，摆出主攻贵阳的姿态，实则主力部队已撤往云南休整。待蒋介石察觉并下令龙云与王家烈夹击红军时，红军已再次渡过赤水，重返贵州，先锋部队已逼近娄山关，大有再次攻占遵义的态势。
红军对王家烈的军事压力尚未完全消散，蒋介石便以王家烈精力有限，身兼贵州省主席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两职，难以兼顾为由，责令其辞去一职，集中精力专攻一隅。王家烈尚未对这一要求作出回应，蒋介石便下令薛岳领军进驻贵阳。薛岳随即任命亲信郭思演为贵阳警备司令，以中央军替换黔军，负责贵阳的城防事务。掌控贵阳的薛岳暗中着手搜集有关王家烈反蒋及贪污的情报，同时积极拉拢并收买王家烈麾下黔军中的师长、旅长等高级将领。
王家烈，对真相懵懂不明，紧急召集心腹召开会议，商讨去留之策。文职官员力主保留省主席之位，舍弃军职，他们认为若政权旁落，军饷将无从保障，军长之位亦将岌岌可危；而军队部属则主张放弃省主席一职，其理由是缺乏军权，省主席之位亦难久坐。乱世之中英雄辈出，手握枪杆者即为草莽之主。王家烈，以军功起家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最终决定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，专心致力于军事。1935年3月30日，蒋介石下令免去王家烈的贵州省政府主席职务，由安徽省主席吴忠信接替其位。此时，王家烈的部属纷纷离去，孤立无援。
王家烈卸下了贵州省主席的重担，原本料想可以享受一段宁静时光，然而蒋介石、薛岳、吴忠信等一众人物却接连施压，不断为王家烈制造困扰。
得知王家烈将贵州省主席之位拱手相让，桂系军阀李宗仁与白崇禧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意图鲸吞王家烈，将贵州纳入中央版图。随即，他们派人给王家烈送去密信，言道：“黔省政权已易主，你专司军务。日后蒋介石恐将利用军饷对你施压，我等已决议每月资助你三十万元，并确保所需枪弹供应。你可将部属集结于黔南一线，与我桂军廖磊部建立联系。若蒋介石逼得太紧，便无需再对他有所顾忌。”
“罢了，猴子能爬上树，狗却不能，随他去吧。”然而，蒋介石很快就在军队问题上对王家烈发起了攻势。
蒋介石以黔军军纪涣散、难以调遣且战斗力薄弱，多次遭受朱、毛红军的打击为由，强烈要求对第二十五军进行整编，旨在严明军纪，提升战斗力。薛岳随即以第二路军前敌总司令的身份，直接指挥调动黔军，并吞并了王家烈部下的侯之担师。随后，薛岳将王家烈所辖的2个师15个团缩减为2个师8个团，分别任命何知重、柏辉章为师长，禁止王家烈兼任，从而剥夺了他的实权。尽管在名义上，王家烈依然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的中将军长，实则已无实权可言。
“军长克扣我们的军饷！”竟无一名军官挺身而出制止，令王家烈颜面扫地。返回军部后，王家烈深感事态严重，意识到自己已被部下架空，军队已不再受他掌控，无回旋余地，遂生退意，随即让秘书连发四封电报向蒋介石请辞军职，期望能以特使身份外出考察。最终沦为官场牺牲品。
接获电报的蒋介石心情愉悦，却故作姿态地召来王家烈，对其慰藉道：“绍武，实在是辜负了你！国内的事务已足矣，无需再出国奔波。”翌日，蒋介石便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，并要求其尽快前往武汉军事参议院履职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下令薛岳暂停对王家烈贪腐及反蒋行为的调查，并指令吴忠信在经济上给予王家烈特别照拂。
“张汉卿（张学良）明日将飞往汉口，你不妨与他同行，他的飞机宽敞，你带上家人也无妨。”缺乏军队和权力的王家烈无奈接受。1935年5月3日，王家烈带着家属及蒋介石赠予的丰厚费用，离开了长期盘踞的贵阳，前往汉口的军事参议院。自此，这位曾经的“贵州之主”沦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一名高级职员，徒有虚名，不再具备实质影响力。
随着王家烈离黔之际，中央红军亦迈步踏出贵州，转战云南，自此，贵州沦为蒋介石的版图。蒋介石趁红军长征之机，巧妙地一箭双雕，尽管他企图在黔北地区围剿红军的计划并未得逞，但终究将贵州收入囊中。到了1937年5月，因协助蒋介石成功驱逐王家烈而立下赫赫战功的薛岳，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之职。
王家烈经历此事后，已洞悉一切。他曾被誉为“贵州王”，却始终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，不过是国民党阵营内部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从此对官场深恶痛绝。在解放战争时期，赋闲在家的他选择领导旧部起义，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，以起义将领的身份抵达北京，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，为新中国建设倾注余热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派出程从小水将王家烈接到贵阳。1950年6月，他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学习。7月，他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。在人民政府的感召下，王家烈由原先的怀疑观望转变为坚定拥护共产党的领导。自1954年起，他先后担任贵州省第一、二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。1955年，他被选为贵州省政协副主席。1956年，他光荣地成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一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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