贵州省凯里市举办“村T”活动，当地村民穿着民族服饰走秀。光明图片/IC Photo
送戏下乡演出。光明图片/IC Photo
提起中国农民，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？勤劳、淳朴、善良、坚忍……不管印象多好，可能你都不会将其与“文化”二字直接挂钩。
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！不信？请看——
“大衣哥”“草帽姐”等大量农民歌手活跃于城乡舞台，用歌声唱出中国农民的自信；
以西海固农民作家群为代表的农民作家们，用拿锄头的手写下动人的诗篇；
四川农村姑娘李子柒，更是用短视频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乡村生活精雕细琢的美……
这些乡村文化能人的故事正是当下中国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动写照。
送文化：满足农民基本文化需求
上述中国农民的文化故事是近些年才发生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全国农村文盲率高达95%以上，很多农民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文化艺术于他们而言更是奢侈品。
早在100年前，李大钊就说过，“要建设光明的农村，农民就一定要有文化”。可是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全国仅有896个群众文化机构，且多位于大中城市，农村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力量几乎处于空白状态。这决定了只能采用自上而下“送文化”的方式为农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。著名的乌兰牧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。“不漏掉一个蒙古包，不落下一个农牧民”，乌兰牧骑队员们赶着马车，辗转于戈壁、大漠、草原，以天为幕布、以地为舞台，用“送文化”的方式来满足农牧民的基本文化需求。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取得长足进展，1978年末全国共有群众文化机构6893个，2024年末增长到4.4万个。“送戏下乡”“送电影下乡”“送图书下乡”等文化惠民活动得以大面积开展。
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儿时观看露天电影的场景：每当村里的“大喇叭”里传出要放映电影的消息，整个村子都为之沸腾，孩子们随便扒拉两下碗里的饭，便早早地奔向放映场地，抢占最佳位置。大人们则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，谈论着即将来到的电影，仿佛在期待一场盛大的节日。夜幕降临，露天电影场地上，一束光划破黑暗，投射在白色的幕布上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眼睛直直地盯着幕布，生怕漏掉一帧画面……
这熟悉的场景，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，也见证着乡村文化的变迁。如今，农村放电影已从稀奇变平常，很多地方从过去的“一村一年一场电影”提升至“一村一月一场电影”。截至2024年，全国共有开展电影公益放映的放映队4.3万个。2024年，全国共开展电影公益放映821万场，观影人次约4.32亿。
种文化：培育乡村文化内生动力
富而思文，富而思乐。物质生活改善后，农村群众求知、求乐、求美的要求越来越高、越来越迫切。“送文化”虽然越搞越红火，但毕竟不能天天“送”，从长远看，“种文化”才是根本之举。
2011年6月，中国交响乐团把交响乐送到了重庆市南岸区北斗村，可每年只能去一两次，村民们总觉得不过瘾。“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——要让当地百姓不仅能欣赏交响乐，还能演奏交响乐！”在国交的支持下，北斗村成立了一支农民管乐队。
乐队刚开始只有7人，在国交老师的帮助下，乐队队员从五线谱学起，开始了他们的音乐之旅。如今，这支农民管乐队已发展到30余人，成员涵盖老中青三代。乐队最初完全不着调，可如今已掌握30余首经典曲目的演奏技巧，并登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。不仅如此，北斗村农民管乐队还创新“吹、唱、讲、演”宣讲模式，将政策解读与文艺表演深度融合，实现了“放下锄头就能演奏，站上舞台就能宣讲”。
北斗村农民管乐队用十几年的实践证明：在乡村播下一粒文化的种子，经年以后会长成参天大树，开出一树繁花。
当下，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已进入新阶段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指出：“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，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从“送文化”迈向“种文化”，已成为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必然之举。
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让河南光山乡村的孩子当主角，帮助当地创排了《少年司马光》《灯火》《兔儿爷》等多部儿童剧，并在当地开设戏剧教育工作坊，把儿童剧的种子播撒在了乡村的土地上；中央民族乐团发起“山河国乐”公益活动，每周二进行公益演奏及教学直播，免费向偏远山区的孩子教授民乐，孩子们成为民乐传承者……从“送文化”到“种文化”，一字之差，农民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文化的参与者，单向的文化服务也变成双向的文化互动，这不仅厚植了乡村文化土壤，也增强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。
创文化：农民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角
近日，一位名为“房主任”的50岁农村大姐因表演脱口秀而走红。这位只读到初二的农村大姐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去看脱口秀表演，被女演员邀请互动，她拿起话筒便“侃”起来，其幽默的语言风格深受观众欢迎。
有人称赞“房主任”拥有天生的才华。与才华相比，她那种勇敢表达、主动创造的勇气更令人感慨。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农民始终“面朝黄土背朝天，手把青秧插满田”，而在文化表达上却属于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，也是乡村文化创造和实践的主体，如果他们不站到舞台中央，乡村文化振兴便无从谈起。
我们欣喜地看到，像“房主任”一样主动表达自我、参与文化创造的农村群众越来越多。57岁的果农“霞姐”在苹果园里一边直播，一边用英文推销自家苹果；“农民诗人”吕玉霞以笔为犁，用诗歌、散文记录乡村变迁；热爱书法的农民工延大海，走到哪写到哪，并以此抵达自己的“诗和远方”……他们自信、阳光、乐观，身上完全没有老一辈中国农民的那种胆怯羞涩，展现出新时代中国农民的精气神。
如果说“送文化”时的中国农民像襁褓中的婴儿，需要不断吸吮乳汁才能成长，那“种文化”时的中国农民就像蹒跚学步的孩子，时不时需要外人搀扶一下。如今，进入“创文化”阶段，中国农民已渐渐长成健壮小伙，他们开始在乡村文化振兴中扮演起主要角色。
浙江衢州柯城余东村的农民画远近闻名，全村800多人中有300多人从事画画相关的事业。曾有一段时间，外界对农民画不看好，认为“既不能赚钱，又费笔墨纸张，还会耽误田里的活计”。但村民们有自己的想法：农民画是村里的特色，也是村子文脉的载体，绝不能丢；为了贴近现代人的审美，农民画的题材和内容应与时俱进。
如今，余东村不仅农民画越卖越好，还开发出餐具、衬衫、手提包、丝巾、手机壳、笔记本等多种印有农民画图案的衍生产品，形成了一条“农民画+”的产业链，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。很多村民从“传统农民”成功转型为“农民画家”，这些托举起乡村文化的农民是不同以往的农民，他们参与创造的也是不同以往的乡村文化。
（本报记者 韩业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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